鲍勃·迪伦与硅谷:游走在反叛与迎合的边界

2017-03-21 23:11:09

开栏语

跨界的意义在于在异中求同,同中有异,看似冲突,实则恰合,让拥有跨界思维的人,人生变得丰富而灵动。跨越知识领域的界限,他们对商业现象的一些洞见和态度在更广泛领域具有另一番参照意义。该专栏邀请具有跨界精神的行业专家书写更具价值的跨界故事和观点,给读者第三视角看当下。

当鲍勃·迪伦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很快传遍报道速度一贯秒杀美国新闻媒体的微信朋友圈的那一刻,这位以反正统文化为贯穿基线的流行文化偶像(请原谅这句话本身的自相矛盾)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无数媒体精英,用来倾销各种似是而非鸡汤理念的素材。无论文字上是如何毕恭毕敬,或是慷慨激昂,在顶礼膜拜的背后都是流行文化得以生存的本质:传播最大化。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环境下,这场媒体传播的盛宴不可避免地指向了世界科技创业的圣地:硅谷。有什么比文化加上商业,情怀加上金钱,名誉加上权力更让大家聚精会神的呢?

迪伦对反叛的反叛

鲍勃·迪伦也许是流行文化领域内被学术界研究最全面的人物。不同领域(音乐、社会学、历史、文学等)的学者对其生平以及艺术生涯都做过详细的分析和研究。对于一个依然在世的摇滚歌手这是非同寻常的。从侧面也反映了鲍勃·迪伦的思想和作品对于美国社会文化的巨大影响。虽然迪伦的成名源于其早期具有强烈反战和社会抗议色彩的民谣作品(这些作品毫无争议地把民谣提升到严肃音乐形式),但是真正完美诠释迪伦反叛精神的是在1964~1965年间,他的音乐从民谣向摇滚转变并开创了民谣摇滚这一全新音乐形式。

由于迪伦之前已经获得巨大成功,拥有大量忠实粉丝,这一风格转变在当时造成相当大的争议:一部分歌迷非常失望,甚至直接称迪伦为“叛徒”。虽然转变背后有很多历史大背景的变革,但是我怀疑更本质的原因是迪伦自己对“反叛成为主流”的价值观空心化的反应,是对“叛逆”的“叛逆”。这种骨子里的叛逆暗示了很多迪伦自身内心深层次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在他之后的创作生涯中一直以迷失和困惑的主题体现。

与乔布斯的交锋故事

被神化了的已故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是迪伦的忠实粉丝。这也是大家最常引用的迪伦和硅谷高科技产业的直接联系:毕竟,作为对于硅谷科技产业的教父一生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迪伦是在思想上定义了硅谷发展的一展旗帜,虽然两人实际交集很少。乔布斯对迪伦致敬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第一件是1984 年 1 月 24 日,Macintosh (第一台Mac系列电脑)的发布会上,乔布斯用鲍勃 · 迪伦的一首《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的歌词作为这款跨时代产品的开场白;第二件是在乔布斯 1997 年重新执掌苹果后,他为唤醒迷茫的苹果员工而录制的一则名为 Think Different(不同凡想)的广告。画面由甘地、鲍勃 · 迪伦、爱因斯坦、马丁·路德·金等改变世界的人构成。在这两个事件中,被引用的迪伦形象都是一副高傲冷酷的面容,表达了同一个理念:摒弃墨守成规,颠覆一切。

其实同样有意思,却鲜为传播的是发生在迪伦这边的两件事:其一,迪伦在iPod成为最广泛使用的音乐播放器后,对于iPod 一代发表了相当坦率的看法。“在街上看着那么多年轻人耳带 iPod ,沉迷于电子媒体中,这让人感觉怪异而不太舒服。”他说,“它们抹去了每个人的个性。看着人们关上了通往真实世界之门,让人羞耻。当然,这是他们的自由,就像他们有做任何事情的自由一样。自由的代价很高,年轻人在使用这些电子玩意儿之前应该先搞懂这点。”其二,在一次演唱会之前,迪伦问乔布斯最喜欢什么歌,乔布斯提到了《多余的清晨》(One Too Many Mornings),于是迪伦当晚唱了这首歌。演出结束后,乔布斯走在回家的路上,一辆旅行车驶过他身旁,发出了刺耳的刹车声,车门滑开了,迪伦说了一句“喂,你听到我为你唱的歌了吗?”

大家对于这些事的解读迥异,但是无论是高山流水的知音论,还是敬而远之的距离论,有一点大家的看法是相近的,顶尖艺术家和成功企业家有很多相通的素质。

特别是以摇滚乐文化为代表的个人主义,打破常规,颠覆现有主流事物都是硅谷创业者津津乐道的精神驱动。在这样的精神趋同大框架下,我们很容易地观察到两个群体的成员交集和互动越来越常见,言论、行为模式、服饰的一致化,甚至角色的相互交叉:流行文化艺人成为科技创业的投资人,甚至参与者,企业家成为“流行文化偶像”(乔布斯还在2011年得到格莱美奖)。

商业和艺术的趋同和相异

在这种浅层精神认同的表象之下,其实反映的是科技公司与流行文化两个领域的产品在商业本质上越来越明确的趋同性:消费者的情感认同。iPod与一个普通MP3播放器之间的区别,和一首位列榜首的U2歌曲与普通摇滚歌曲之间的区别,可能在本质上是非常接近的。这并不是否认iPod的设计和U2歌曲艺术的原创性,恰恰相反,两者在各自的领域都是开创者和佼佼者。 正是二者巨大的商业成功,成为了颠覆精神的代言人,吸引了无数的效仿者。但是,在商业成功的角度上,颠覆的目的是为了更广泛的认同,而这样的颠覆和迪伦所代表的反叛精神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当我们把商业包装上独立、反叛和颠覆等人文精神背后,我们就要面对不可避免的割裂:创业和流行文化成功的背后是商业的本质,而商业的本质是对人性的迎合,追求最大的趋同效应。

商业和艺术的目的性是不同的。在商业性充斥一切的社会里,艺术的希望在于虽然一个成功的艺术家和企业家在表面上都具有极其出色的对人性洞察的能力,但是在更深的层面,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的创作动力与其是迥然不同的。他们在人性洞察的背后不是迎合,而是体会;对于人性中的脆弱和缺失不是利用,而是悲悯;对于我们无法控制的趋同本能不是推波助澜,而是逃避。

叛逆之壳和情怀面纱背后

乔布斯的伟大在于自如地游走在艺术和技术之间,以艺术鉴赏者的品味指导着技术的变革。其对完美的偏执和疯狂是匠心的代表,造就了苹果产品对市场认同的定义、引导和占领。乔布斯口中的“不同凡想”本质是包装在叛逆壳内对人性欲望的启发和引导。相比而言,迪伦的叛逆要直接有力得多。即使伴随着脍炙人口的旋律,文学作品级别的歌词,迪伦的作品带来的情感通常是碰撞后的不安与不适,以及更多的感知与内省。迪伦所表达的叛逆是绝对的,甚至包括了叛逆本身。

真实世界需要商业的成功,比如在迪伦的背后也有庞大的经纪机构和发行公司。他广泛影响力的来源毫无疑问是因为他的作品获得广泛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在经济上保证了迪伦多产的创作,也成就了一个可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摇滚歌手。但是,我们不能因此用迪伦的反叛来粉饰商业的迎合,情怀和商业看似统一,背后何尝不掩藏着冲突和矛盾。当我们宣扬个人电脑和互联网为人们带来了真正平等时,思绪深处也告诉我们,个人电脑的普及大幅增加了个体员工的劳动强度,而互联网的普及最大化地挖掘了个体偷窥和消费的本能,但是在情怀面纱的背后,一切都是好的。

张矩

现为峰瑞资本董事,曾负责 Google 和 YouTube 数据中心的构建与运维,并于 2006 年作为 Google 中国创始团队成员和首位运维人员。曾任 Joyent 中国区首席代表、友友系统首席运营官,以及光速安振执行董事。国内最早一批投身云计算产业的人,现在是投资人,也是一位摇滚音乐迷。

《商学院》2017年1月第1期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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